小时候，我们村的西边有条河，河里流水常年不停。爷爷说水底下有曹操墓，在水流里藏着锋利的刀子，一碰就能削断腿。我心里想，这人死后还那么歹毒，活着的时候，该是怎样的凶残？

流传的曹操故事也确实骇人听闻。只是因为儿媳妇穿了件华丽的衣服，被曹操看到后就被毒酒赐死，听起来就不寒而栗。在宛城，曹操霸占了降将张绣的婶娘邹氏，逼反张绣夜袭曹操营帐，曹操竟然让长子曹昂替自己战死，感觉曹操就是见色轻友只顾自己逃生的小人。曹操攻下徐州后，在徐州大肆屠杀百姓，杀了百姓数十万人，甚至连鸡犬也不剩下，而徐州的泗水因为尸体堆积得太多，都流不动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恶魔。

那时我就在想，这样的人竟然能聚集数不尽的名将和有识之士，奠定一统三国的根基，让中原大地得享长时间的安宁，难道，追随他的人也一个个都是没有人性的刽子手？

2009年，在我的家乡南面几十公里的安阳，发现了曹操墓。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几乎没什么陪葬品，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代奸雄曹操的墓。我记得报纸上专家讨论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做出定论。

相关的资料也纷纷浮出水面。

曹操220年卒于洛阳，灵柩运到邺城，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的丘陵。这块墓地是曹操死时前一年选定的，只是因为这里地势较高，漳河水不能灌溉，土质较差，不适宜种庄稼。曹操死后入殓的是平时穿的带补丁的衣服，没有金玉珠宝陪葬。

一个这样简朴的君王，怎么能容忍身边的人穿着招摇过市的鲜丽衣裳？建国后被处死的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我想，也是漠视政令法规的结果，最后不得不以身试法。

正是由于丧葬从简，曹操墓没有封土建陵，没有植树，几个朝代以后，曹操墓的所在地便无人知晓了。不知道也就算了，可宋代及以后把曹操移风易俗的改革，说成是设置七十二疑冢，以刻画其奸诈的形象，想来都是政治的需要。

前两年到临漳，也就是曹魏时期的邺城，参观了建安文学馆，对曹操、曹丕、曹植等“建安风骨”，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特别是读到《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时，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形象，在我脑海中恣意生长起来。如果说一个人可以用言行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可这些干净直白的文字，这些战争对人民带来灾难的真实场面，没有一腔对人民无限同情和对国事过分关注的热情，根本写不出来。

慢慢的，曹操的形象逐渐丰满了起来。

我这人爱交朋友，端起酒杯就附庸风雅，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几杯过后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时想起来吟诵了几十年的诗句，竟然不知道出自曹操之口，也真让人汗颜。

能写出这些诗句的，都是爱酒的人。在曹操的影响下，曹丕、曹植等也常在邺城的西园相会，饮酒赋诗。曹丕被立为太子那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建安七子”仅剩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在灾难中丧生，让曹丕极其伤感。他在写给友人吴质的信中，描绘了他们一起喝酒的场面：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丝乐管乐一齐伴奏，酒喝得痛快，满面红光，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每次沉醉在欢乐的时候，恍惚间却未觉得这很难得。

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去审视汉末那段战事频仍的动荡生活，应该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进一步的理解。那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有重建天下，建功立业的上进思想；另一方面，却又有逃避现实，及时行乐的落寞感。

曹植本来是曹操心目中的继承人，一直有尽忠朝廷施惠百姓的雄心壮志。但他因为贪杯无节制，一次酒后擅闯司马门，让曹操不得不杀了车夫，又一次，曹操让他担任南中郎将，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已发布，他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让曹操对曹植彻底绝望。

曹操死后，曹丕继了位，曹植的人生就跌入了低谷，诗词创作也就成了分水岭。之前是歌唱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之后则主要是发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曹丕死了，曹植看到了希望，多次慷慨激昂上书，要求给予政治上的任用，拳拳之心能令铁石心肠之人动容。没想到新上位的这个亲侄儿曹叡，始终冷静如古井，反而对他更加防范和限制。他只能终日与酒为伴，在抑郁中走完仅仅41年的生命。

我有时也想，如果曹叡能重用曹植，那可能就不会有《洛神赋》的问世，我们也就少了一抹风景。事实上曹植太重的文人放荡不羁的个性，也不适合他在政治上驰骋，纵然有太多的不甘，也只能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还有《邺中集》，如果不是曹丕将诸子的作品编纂成册，借此以寄托对诸亡友的哀思，我们今天也不能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辞章。

历史上真正有抱负的人，没有谁愿意终日与笔墨为伍，唐代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写照。然而历史偏偏不如人意，周文王被囚羑里推演出《周易》，司马迁被腐刑创作出《史记》，曹植被软禁迸发出《洛神赋》，都是被关上一扇门后，从窗户里挤出的奇葩。

可不管怎样，曹操死了，曹丕、曹植也死了，曹魏时代就像天空中偶尔的一片云，邺城也成为了今天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镇，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依然在耳边轰轰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