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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昆山人，本名绛，仰慕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

学者尊为亭林先生。

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

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

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

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1645年五月，南京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不久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

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1647年夏，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炎武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

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等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1655年，顾氏世仆名陆恩，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

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幸而遇救得免；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

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

1659年，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拒绝。

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1682年正月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刻卒，享年七十。

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

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

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顾炎武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

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

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

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6]

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

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

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

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以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

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

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

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

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

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

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