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谢楚楚 发展二十多年后，中国LiveHouse从业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要抱团互助，获得话语权”。他们自发组织了“2022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试图从过去零碎的各自发展，转向聚合发力，共同厘清并尝试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影响行业未来走势。
听闻论坛举办，小科毫不犹豫地定了从拉萨飞往安徽合肥的机票，即便自费上万元。2020年6月，小科在拉萨投资开设了一家名为“西藏时光”的酒吧。但由于之前的乐手经历，他更想开出拉萨第一家LiveHouse。目前他的酒吧正朝着LiveHouse形态转变。作为年纪较小的新入局者，他渴望学习前辈们的开店运营经验，尤其想解决演出乐队缺乏的问题。像小科一样，带着各自对生存与发展的关心，全国八十多家LiveHouse的经营者第一次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
LiveHouse起源于日本，是为原创音乐人和乐队提供演出的中小型现场演出空间。这样的演出空间具备专业的乐器和调音等演出设备，场地通常规模不大，便于拉近观众与表演者的距离，让他们在现场感受到较音乐节、体育场等更为沉浸的音乐效果。LiveHouse也因原创音乐和专业设备的特点，区别于酒吧、清吧驻唱歌手翻唱的形式。
在2月21日-23日举办的“2022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上，多名从业者谈到，中国原创音乐和乐队的成长离不开LiveHouse这片土壤。这是因为LiveHouse是每个原创音乐人和乐队最初接触观众时必然选择的表演场景。LiveHouse的音乐表演是从空间、氛围、资源整合三方面为音乐人们提供成长桥梁的重要形式。
乐队是LiveHouse的根本内容，二者呈现相互依存关系，合作模式包括三类：第一，LiveHouse作为场地方与乐队按三七的比例分票房；第二，乐队包场，支付场地方固定费用，票房收入均归乐队所有；第三，场地方主办演出。
目前中国约有100多家LiveHouse。他们大多数为自负盈亏的个体经营户。每个城市的LiveHouse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品牌文化。目前约有一到两个品牌做到了连锁。虽然有二十多年的发展根基，但行业至今并未建立一个标准的规范。
论坛发起人之一VOX主理人朱宁告诉记者，长期以来，LiveHouse的话语权并不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场地的服务方，LiveHouse的营收定价多取决于演出方。山丘主理人陈老实担心，如果再不开始集中解决行业问题，三四线城市约有一半数量的LiveHouse或将面临倒闭。
面对现场演出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LiveHouse不得不跨越演出作为单一收入的鸿沟，更好地活下去。尽管各地政策、场地环境和品牌理念不同，LiveHouse之间盈利模式无法复制，但从业者们统一了变革方向：建立标准的行业规范，并要把LiveHouse当作一门生意去做。
跟不上市场
小科的店在2020年疫情刚恢复稳定时开业。他与合伙人投入了60%的资金，剩余40%的资金为朋友众筹。店面前期只有170平方米，形态为以歌手驻唱为主的酒吧。而由于设备、场地、资金等限制，他想做LiveHouse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后来有了第一支乐队‘瘢痕体质’的演出，看了现场特别激动”，于是在开店满一年、成本回收后，小科把店面扩大到350平方米，并将所有演出设备更新，开始考虑往LiveHouse方面发展。然而，类似拉萨这样偏远的城市，很难被纳入乐队巡演的考虑范围内。
“BIE别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孟金辉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LiveHouse，其文化意义和文化场景将会完全不同。”缺乏演出的LiveHouse，它所在城市的音乐文化不仅发展受阻，甚至可能因LiveHouse的生存问题而消失。而像拉萨这样的中小城市，普遍面临缺乏演出的问题。
“全国做LiveHouse的人不是特别多，但LiveHouse对每个城市的音乐艺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意义，所以第一次举办论坛，就抱着学习和认识同行的心态，主要是想和更多的场地方联动，让更多音乐人和乐队能把他们的现场带到高原来，因为西藏喜欢现场的人还是特别多的。”小科说。
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的爆火，使得一众国内乐队和原创音乐走入大众视野，也让音乐人职业发展的必需品——LiveHouse打开了广阔的市场。但更大的市场规模并没有带来优质音乐人和乐队的增长，即便是头部LiveHouse，依旧面临着缺乏优质内容的问题。
缺乏内容的同时，市场却在快速发展。据相关音乐票务平台数据，2018年中国LiveHouse票房收入约为2.5亿，2019年这一数字约为3.75亿；2021年中国LiveHouse票房收入同比增长了488%，观看人次同比增长了326%。尽管受疫情影响，但LiveHouse市场却越来越繁荣。
经过多年发展，LiveHouse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并形成了成都小酒馆、VOX、疆进酒·OMNI SPACE、合肥ON THE WAY等知名LiveHouse品牌。一般而言，LiveHouse的营收构成包含票房收入、场地租赁、酒水售卖三部分。其中，演出票房收入是核心。据主办方相关人士透露，目前LiveHouse年平均演出场次为100场，中小偏远城市可能低于100场，头部几家能到达150-200场。但即便是头部，演出场次也远远不足。日本LiveHouse能做到500-600场。
山丘主理人陈老实说：“行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发展起来了”。因此，当前整个行业依旧未能探寻出稳定的盈利模式、专业技术人才配套参差不齐，这也成了LiveHouse未来生存与发展的隐患。
当作一门生意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后，小科采取了安全的做法，先开酒吧，利用酒吧稳定的营收逐渐实现理想的LiveHouse。目前，小科的酒吧一年营业额约300万，利润稳定。
不少LiveHouse主理人均为乐手出身。本着对音乐的热爱，他们最初不计成本冒险参与了LiveHouse这项高风险投资。成立于1997年，著名文青打卡地、元老级LiveHouse成都小酒馆，也开始有了年龄焦虑，“包括品牌老化，要去做品牌的延伸，都是我们不停在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是该往小的走还是大的走，也是问题。”成都小酒馆创始人史雷说。
酒吧与LiveHouse性质相似，但利润远远高于LiveHouse。对比之下，LiveHouse是一种依存乐队、重内容运营的模式，难以像酒吧在短时间内实现高度标准化、连锁店的落地。成本居高不下，营收举步艰难。不过，孟金辉发现，疫情期间酒吧倒下了一大批，年轻人急需像LiveHouse这样的中间产品去满足文化需求。
已被培育多年的LiveHouse土壤，在近两年迎来了大麦、秀动等互联网资本相继入局。杭州酒球会主理人王滌谈到，乐队从作为职业起点的LiveHouse提升业务能力、获得更大知名度后，必然会走向更大的平台，不太可能反哺最开始演出的LiveHouse。
在优质内容缺乏、承受高昂地租成本以及竞争加剧的情况下，LiveHouse从业者试图在运营上挖掘更多可能性。他们开始重新审视LiveHouse的定位，并逐渐认识到本质：要把LiveHouse当作一门生意，而不仅是情怀。
当前几乎所有LiveHouse周末都能有演出，但周中的市场普遍被忽略，场地空间严重浪费。据了解，国内演出场次最多的LiveHouse为深圳HOU LIV。而之所以能做到最多场次，正是因为HOU LIV开发了下午场和午夜场，并充分利用周中空余时间。据主理人木瓜介绍，从2019年HOU LIV做了很多下午场演出，尽管一开始邀请的乐队很难接受下午场专场，但这两年一直在鼓励，2021年HOU LIV每个月已能实现50%-60%的下午场演出。
针对三四线城市乐队演出缺乏的问题，行业从业者们提出了“场地联盟”的方案。王滌认为，LiveHouse可以形成联盟进行统一采购，“因为腰部乐队每年有效工作时间都是不足的，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演。”陈老实也建议，将乐队打包在一个池子，针对性的匹配到不同级别的城市，“例如这个池子专门放入适合三四线演出的乐队，因为就算让他们去一线城市演，他们一开始也不太能接受。通过与乐队分成或者保底的方式，共同联合算是把他派送到那里，慢慢一定会走起来。”
上海、安徽样本
牵绊LiveHouse往前走的，还有场地属性确立的问题。这是LiveHouse从业者优先希望解决的问题。
据上述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不同于酒吧、剧院等主体，政策上并没有对LiveHouse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当前，仅有上海地区将LiveHouse和传统剧院和酒吧区分开，划归为“演艺新空间”进行管理。
上海“演艺新空间”已从最初的商场、文创园区、书店、Live House，拓展到了酒店、餐厅、咖啡馆、艺术中心、旅游景点、游轮等，并包含沉浸式话剧、脱口秀演出场所等新业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曾提到，截至2021年年底，上海演艺新空间达到100家，遍及全市13个区，它们为城市增添活力，为新人提供舞台，让市民亲近艺术，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建设重要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属性不明确，LiveHouse的监管则缺乏针对性，“LiveHouse需要卖票，所以需要报批，但如果把它划归为酒吧或者剧场剧院的话，LiveHouse就既需要报批又要受到酒吧或者剧院剧场的监管，这就是双重监管了。”上述主办方工作人员说。
LiveHouse的发展与当地文化政策息息相关。此次论坛最终举办地选在了安徽合肥ON THE WAY演出现场。选址别有用心，“想让同行们能够学习一下它们所构建起来的完整生态产业链。”朱宁说。
以ON THE WAY演出现场（LiveHouse）为核心，总面积近3000平米构建起了一个“安徽原创音乐基地”生态圈，包括小剧场、录音棚、排练房、音乐教室、音乐展厅、音乐酒吧、音乐咖啡馆、文创商店等。在安徽合肥ON THE WAY演出现场主理人老鲍看来，LiveHouse的内容不应局限于乐队演出，而应以音乐文化链接一切内容，获取更多变现的可能性。
安徽合肥ON THE WAY演出现场藏身于包河区罍街。该特色街区背后的国企给予了ON THE WAY很大支持。“他们把这么大的面积给我用，要是租给洗浴中心或者做KTV，他们挣的钱比房租多。他要我来不是给他挣房租钱的，而是充实这个空间，让这个街区变得有文化灵魂。”老鲍说。
老鲍认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太一样，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果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企业，愿意给予文化产业帮助，那么中国的文化市场和人民的精神生活肯定能得到提升。”
兰州葵音悦主理人蒙谅期待：“未来是否能针对真正关注艺术家音乐的行业，出台相应的发展政策。”例如像上海那样，各个城市对LiveHouse进行界定，制定专属的各项标准。此外，对于LiveHouse从业者来说，人数标准直接影响着票房上限，即收入。据了解，多数从业者认为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人数的核定标准并不适用于livehouse，不合理。
比起大城市，三四线城市的liveshouse对文化扶持更渴望。铜陵动静LiveHouse、长治伟瓦LiveHouse、潜江迷LiveHouse、景德镇文艺复兴等主理人均提及，希望当地能将LiveHouse视为当地音乐类集中空间，与文旅产业的保持积极合作，成为全国文化联动（巡演）的第一线，为当地文旅发展填充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