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拍摄到的前纳粹集中营看守亚基夫?帕利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抬出其位于纽约皇后区公寓的画面。

当地时间2018年8月20日，长期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杰克逊高地（Jackson Heights）的95岁前纳粹集中营看守亚基夫?帕利（Jakiw Palij）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逮捕，并被连夜秘密驱逐出境。在帕利乘坐的飞机于第二天早间抵达德国西北部工业城市杜塞尔多夫后，美国白宫方面发表声明宣布此事。

至此，为时十四年之久的关于他命运的争执就此划上句号，这背后隐含了美国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多股政治力量的角逐。

一、追查纳粹帮凶

自二战结束之日起，清算纳粹罪行、追查纳粹帮凶的工作随即展开。位于德国纳粹运动发源地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理纳粹德国主要政治、经济和军事首脑，而稍后的美国军事法庭则在同一地点对法官、集中营医生、企业家、党卫队军官、政府官员等参与纳粹对外战争和种族灭绝行动的人员进行审判。此外，所有遭受纳粹德国侵略的国家也着手清算各自领土上的纳粹帮凶。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大规模追查的情况下，仍有不少纳粹帮凶逃脱了正义的审判。他们伪造身份，隐瞒自己战时的所作所为，逃往美洲。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冷战的兴起进一步扩展了这些纳粹帮凶的逃亡渠道，以火箭专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为代表的纳粹德国科学家不仅没有受到追责，反而成为美国航天事业的中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美国国会于1948年通过，原本旨在帮助纳粹受害者并为二十万欧洲难民提供永久居住权的《流散人员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也成了纳粹帮凶摆脱追捕的途径之一。1949年，原籍波兰的帕利声称自己战时曾在德国工厂工作，因此满足《流散人员法案》中的条款。同为集中营看守、当时已移居美国的尼古拉?瓦斯里克（Mykola Wasylyk，1923—2010）为他提供担保，称他的故事确实无误。在此情况下，他顺利移民美国，并在1957年获得美国国籍。

尽管极难获得关于这些纳粹帮凶的新线索，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团体并未放弃追捕他们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是“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1908—2005），他在战争结束伊始便开始收集纳粹帮凶资料，协助美军进行追捕，并在美军因冷战兴起而草草结束追查工作后继续坚持。他所搜集的线索促成了对阿道夫?埃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等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制订者和实施者的逮捕。

其中，他在1964年追查到前集中营看守赫尔米娜?布劳恩施泰纳（Hermine Braunsteiner，1919—1999）当时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这直接促成美国移民局成立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追踪当时生活在美国境内的纳粹大屠杀参与者。由于该小组办事不力，1979年，来自纽约州的国会众议员伊丽莎白?霍尔茨曼（Elizabeth Holtzman，犹太裔）敦促司法部成立了特别调查局（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接手这一工作。

由于该局具有更大权限，且此时的美国社会越发重视对纳粹大屠杀的纪念（在首都华盛顿建立大屠杀纪念馆的动议也在此时提出并获得通过），因此得以有效开展工作。该机构甚至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配合，获准查阅它们收藏的相关档案，并走访生活在那里的大屠杀幸存者和目击证人。

苏东剧变和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也对相关调查助益颇多。截至2010年并入司法部人权与特别追查局（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时，特别调查局成功起诉了超过一百名生活在美国的纳粹帮凶，剥夺他们的美国国籍，并阻止了另外两百多名纳粹帮凶进入美国。

帕利便是被查获的纳粹一员。近三十年前，该局研究员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在布拉格查阅纳粹档案时，发现了他的名字。1993年，司法部调查人员首度找到居住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帕利本人。2003年，司法部特别调查局对帕利提起诉讼，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庭法官裁定其在1949年申请签证时提供虚假信息，捏造战时经历，罪名成立，于是剥夺了帕利的美国国籍。2004年，一位联邦移民法官正式下令驱逐帕利。

二、谁该接收帕利

法庭判决虽然早已下达，但该由哪个国家接收帕利成了新难题。

1923年，帕利出生在当时波兰的史坦尼斯拉维夫省（Stanis?awów Voivodeship）一个叫Piadyki的村庄。作为东加利西亚地区的一部分，该省在历史上几经易手。

加利西亚（Galicia）是一片横跨今天波兰东南部与乌克兰西部的区域。中世纪后期，伴随着战争和王朝继承，加利西亚先后在匈牙利、罗斯人与波兰间流转。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时，该地被并入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崩溃，该地转属重新独立的波兰管辖。与此同时，该地的乌克兰人宣布独立，成立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与华沙政府对抗，进而引发了1918至1919年间的波乌战争。1919至1921年苏波战争期间，苏联也试图扶植加利西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随着波兰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胜利，东加利西亚正式成为波兰领土的一部分。

二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东加利西亚的命运。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吞并了该地区，将其纳入乌克兰共和国版图。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迅速占领该地区，该地成为纳粹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管辖所有未直接并入德国的原波兰领土）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定，该地区再次成为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为避免将来再次出现由民族问题引发的领土纠纷，苏联政府下令驱逐该地区的波兰裔人口。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波兰或乌克兰将是帕利的潜在接收国。然而两国都拒绝接收帕利，称这应该是德国的职责。该理由背后蕴含着有关纳粹大屠杀历史记忆问题的争论。

公众往往将纳粹大屠杀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该思维在准确定位大屠杀发起者的同时忽略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参与者。事实上，反犹主义思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少欧洲国家都甚嚣尘上。此外，东欧广泛分布着类似东加利西亚这样在历史上多次易手、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先前的国家及民族冲突在不少族群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因此纳粹德国不难在新征服地区找到合作者。

帕利便是一名纳粹合作者。1943年，他前往位于波兰卢布林（Lublin）东南部的特拉夫尼基（Trawniki）集中营接受训练。1941年9月至1944年7月间，这里一共培训了五千多名准军事人员，用于看守各集中营，以及扫荡城市犹太区（ghetto，纳粹将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犹太人赶进该区，并修建高墙，将他们与城市其它部分隔开。在种族灭绝集中营建立后，纳粹便逐步将犹太区内的居民送至集中营），培训课程包括殴打或射杀该集中营内的犹太人。1943年11月3日，党卫队和集中营看守在这里枪杀了6000多名犹太人。

由于帕利既不是德国人，也并未参与德国本土的大屠杀，因此德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拒绝接收他，直到最近才同意。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对《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显示：“我们接受德国的道德义务，毕竟在纳粹统治时期，可怕的不义之举假德国之名而行。”

三、美国国内的移民政策之争

除了涉及国际纠纷外，帕利的命运还令人们再度审视原本便争议颇多的美国移民政策。

帕利居住的皇后区杰克逊高地自1960年代起陆续迎来众多新移民，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该区人口中56.5%为拉丁裔，22%为亚裔（主要来自南亚），俨然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此外，自1993年起，该地所在的国会众议员选区都一直由民主党议员代表。在今年6月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中，生于1989年，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波多黎各裔政治活动人士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更是击败了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的第四号人物、爱尔兰裔议员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获得提名，这显示了该区不断寻求变革的意愿。

然而，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焦虑和质疑。尽管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但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依然存在，毕竟自己对他们的过去和品性一无所知。当这些陌生人有着不同于自己的肤色，操着自己无法理解的语言时，人们心中的这份恐惧进一步加强。

帕利身份的曝光更使不少人相信，自己对来自外国的陌生人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个平日里面目慈祥、与邻为善的老人居然是纳粹集中营看守。自2003年帕利被剥夺美国身份以来，在他纽约皇后区的住处（一处独幢两层小屋）前，就不时有美国人聚集抗议。这一次，他家对面一间墨西哥夹饼店的厨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当他看见躺在担架上的帕利被送上救护车时，心中充满恐惧，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帕利看起来和你我别无两样，但他的内心是病态的。”一名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维修工人也表示：“他是杀戮组织的一员，该组织杀害那些与己不同者，我怎能相信他不会再干一次。”

一向以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为己任的特朗普政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自我标榜的机会。在8月21日晚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竞选集会活动上，特朗普表示：“过去十几年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帕利驱逐出境。奥巴马总统尝试过，他们都试过了（却徒劳无功）。我们成功做到了。他现在走了，回到德国去了。”

近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执行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强行将非法跨越美墨边境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单独关押在设施简陋的拘留中心，引发轩然大波，一些民主党政治家呼吁取缔该执法局。由于零容忍政策违反人道，特朗普政府一直疲于招架，无暇突出该执法局工作的重要性。

帕利在此时被驱逐出境，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白宫新闻发言人事后表示：“特朗普总统赞扬政府各部门在驱逐该纳粹战犯一事上的综合行动，尤其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所做的工作。”共和党及其喉舌也纷纷攻击科尔特兹先前“取缔移民及海关执法局”（Abolish ICE）的号召，力求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击败她。此外，帕利一事所暴露出的伪造难民身份、提供虚假签证材料等行为也是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打击的事宜。

四、“平庸之恶”与战争责任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桩看似普通的驱逐前纳粹看守事件背后，蕴含着不懈追查纳粹帮凶、界定纳粹大屠杀罪责，以及美国国内争论移民政策这三股潮流，还涉及东欧国家的领土变迁，从而串联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展示了人员和信息在现代世界的跨国流动。

帕利的命运也引发笔者的几点思考。犹太裔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以色列审判埃希曼时提出了“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在她看来，纳粹大屠杀的多数参与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心理变态的怪兽，相反，他们只是做着看似再卑微不过的工作，便成了纳粹杀戮机器的一部分。纳粹大屠杀是一项极其庞大和复杂的工程，包括告发、登记、搜捕、运输、看守和最终杀死受害者，倘若没有众多普通参与者，该工程根本无从展开。

在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时，帕利一再坚称自己并未参与任何屠杀，只是一名普通看守，绝非纳粹帮凶。虽然他服役的部队恶贯满盈，检方也的确无法找到帕利直接参加杀戮的证据。然而，作为看守，他使得犹太人无从逃跑，最终惨遭毒手。就这点而言，他无疑是纳粹帮凶。

在界定“平庸之恶”的同时，阿伦特也指出，即便是在纳粹德国的高压统治下，普通人依然有选择为善或为恶的余地。要不是有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的群体和个人，将有更多人死于纳粹的杀戮机器。

在身份暴露后，帕利一再对美国司法部调查人员和媒体表示，他和很多同村年轻人当年是被迫加入特拉夫尼基集中营的，否则德军就将杀死他和家人。但相关研究表明，该机构基本上只接收志愿者，少有例外。

众多纳粹合作者的存在给德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出了个难题：如何解释自己既是纳粹德国侵略行动的受害者，又是其暴行的参与者？自然而然地，它们几乎都选择强调前者，遗忘后者。一些欧洲国家要到二战结束后数十年才逐渐承认自己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欧洲国家则继续抵赖。

今年年初，波兰通过的一部法律，将把发表任何指称波兰需对纳粹德国罪行负责的言论的行为定为犯罪，这其中包括“波兰死亡集中营”（polish death camp）这一说法。波兰强调，自己是纳粹德国暴行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以色列外交部长对此表示失望，称“该法律无益于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或许将损害研究自由，妨碍对二战历史意义和影响的讨论”。

类似的“受害者情结”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记忆中都普遍存在。日本强调自己是迄今为至唯一一个核武器受害国，基本上无视它先前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俄罗斯突出自己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避而不谈它先前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勾结。就连一向被认为认罪态度良好的德国，也不时出现像小说《蟹行》（Im Krebsgang，作者为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初版于2002年，内中涉及苏军潜艇于1945年1月击沉运送上万难民和士兵的德国邮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致死超过九千人一事；事件的遇难者绝大多数都为难民）和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1995年小说出版，2008年改编成电影，由德国和美国联合出品）这样凸显其二战苦难的文艺作品。

以上国家强调的这些方面固然也是历史事实，有其客观意义，但在缺乏相应历史情境和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沦为片面化的历史。在历史记忆方面，德国汉堡对大轰炸的纪念值得借鉴。二战期间汉堡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但该市博物馆在展出汉堡大轰炸惨状的同时，也陈列着欧洲其他城市，如华沙、鹿特丹和伦敦等遭遇空袭的照片。类似对历史的全面展示不仅不会削弱主事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反而使得相关展示更为真实可信。

五、暧昧的特朗普与新时代的帕利

美国是二战胜利国，且本土基本未遭受重大战时袭击，自然不需要用“受害者情结”来装点门面，然而它在二战历史记忆问题上所展现出的“高大全”形象也并非无懈可击。

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该馆以详实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揭示了面对纳粹暴行和国内移民团体的压力，战前美国政府既未能有效阻止暴力升级，也并未对纳粹受害者施以援手，就连接收犹太儿童的法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1939年5月至6月间，载有近一千名犹太难民（仅有数人不是犹太人）的“圣路易斯”号（SS St. Louis）客轮在辗转古巴、美国和加拿大时都被禁止入港，被迫返回欧洲。二战全面爆发后，那些乘客中约有四分之一最终死于纳粹大屠杀。

此外，美国本土也存在声势不小的反犹组织与纳粹团体，“汽车大王”亨利?福特（1863－1947）和曾单独驾飞机从纽约飞至巴黎的航空先驱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等公众人物都积极参与它们的活动，甚至与纳粹德国政界军界联系密切。再者，如前文所述，不少纳粹科学家战后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最后，美联社的一则报道称，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才充分意识到，二战后有数千名参与纳粹迫害活动的人前往美国。一些人甚至估计有一万名此类人士在二战后定居美国。如上种种，都对美国一贯标榜的正义形象提出了质疑。

作为一名已知的生活在美国将近七十年的前纳粹看守，帕利的被驱逐不应成为美国道德自满的理由，美国应以此为契机，全面认识其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遗产。

时至今日，美国不少右翼团体仍公开宣扬纳粹种族主义思想，借此排斥与他们肤色不同的移民，去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特朗普不仅未能在第一时间谴责集会中爆发的暴力行为，反而称“他们中有好人”。联系他先前质疑奥巴马出生地、抹黑墨西哥移民等做法，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是个种族主义者。而他通过嫁祸于移民、许诺重振美国来动员支持者，此种手段既和希特勒的纳粹党相去不远，也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异曲同工。

除极权主义手法和种族主义思想外，特朗普政府对真相的扭曲在帕利一事上也有着充分体现。特朗普力图将帕利和非法移民划等号，表明两者都是对美国公民人身安全的极大威胁，需加以清除。该归类忽略了非法移民这一大标签掩盖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经历：并不是所有非法移民都像帕利那样有严重历史污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有的来时还只是少不更事的未成年人；有的抵达美国多年，早已结婚生子。无数研究表明，非法移民的犯罪率低于美国公民。因此驱逐帕利并不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驱逐无犯罪纪录的非法移民的理由。

然而，令人叹息的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受情感而非理性驱动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只愿意接受自己认定的真理，而不管其是否可靠。因此无论特朗普的言论如何空洞无物、错漏百出，支持者依然对他山呼海啸。他们借依阿华大学女生遭非法移民杀害一事妖魔化所有非法移民，但有谁愿意正视，去年夏天，赴美访学的中国大学生章莹颖遭美国公民绑架杀害，至今死不见尸？又有谁愿意承认，前不久在科罗拉多州杀死孕妻和一对女儿、还在电视镜头前假装她们离家出走、呼唤她们回家的男子也是美国公民？

研究者们称，几乎可以肯定，美国本土尚有其他前纳粹帮凶的身份并未获当局确认。与此同时，千百万个新时代的帕利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着“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