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宋亡元兴。长江文化由盛而衰，被迫再度南迁。珠江流域担起了承传中华文明薪火的重任。元朝的统治者曾先后四次禁商下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企图由官府和少数权豪垄断海外贸易。由于得到朝廷扶持，泉州的商业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纽。

由朝廷垄断海外贸易，是一条已被前朝证明走不通的路，现在再走，还是不通。在朝廷控制较弱的岭南，海外贸易始终由民间商人支撑。尽管由于南宋亡于岭南，抗元的斗争，此起彼伏，岭南被元朝统治者视为“高危地区”，海路时断时续，但最终仍可达到宋时的外贸规模，实在是一个奇迹。

这时，中国人已经懂得用海洋来划分世界地理了，“东洋”“西洋”概念，就是在元代出现的，并被后人一直沿用。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以婆罗洲为界，东面称东洋，西面称西洋；亦有以苏门答腊为东西洋的分界。事实上，随着中华文明走向西方的脚步，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东西概念所指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

元代中国流向西方的物品，包括属于纺织品的丝绸、绢帛、锦绫、布匹；属于陶瓷的青白花碗、瓷盘、水坛、大瓮壶、瓶；属于金属器皿的金、银器、钱币、铁器；属于生活用品的木箱、皮箱、漆器、雨伞、帘子；属于文具的书籍、纸笔、乐器，等等。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青缎、红色烧珠、苏杭色缎、青白花器、瓷瓶等物，通过印度与欧洲人交易的情节。而元代陈大震编撰的《南海志》，对广州外贸的繁盛，也作了这样的描述：“山海为天地宝藏，珍货从出，有中国之所无。风化既通，梯航交集，以此之有易彼之无，古人贸通之良法也。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

在深圳出土的元代牡丹纹梅瓶

中国绘画艺术，从13世纪开始传入欧洲，主要是意大利北部，并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有很多研究欧洲艺术史的学者提出，意大利锡耶纳画派（Sienese School）就有受到中国艺术影响的痕迹，包括画家彼得罗·洛伦采蒂（Pietro Lorenzetti）为锡耶纳大教堂而创作的著名油画《圣母诞生》，也被研究者指出其色彩的运用，有中国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影子。

元代的中国绘画，能够对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并非天方夜谭，一方面由于蒙古铁骑的远征，令许多欧洲国家胆战心惊，对鞑靼人（蒙古人）有一种敬畏之情，甚至往往刻意摆出讨好的姿态；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绘画发展到元代，冒出一种倾向：愈来愈向实用艺术靠拢，富于装饰性。这种变化让欧洲人对中国绘画较易接受。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1254年曾派遣特使到中国，觐见蒙哥大汗，希望能够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穆斯林与撒拉逊，但蒙哥大汗对此毫无兴趣。这位特使无功而返，不过，他在中国游历时，却对中国的手工艺品，印象尤深。在旅游札记中，由衷赞叹：“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比他们更为灵巧的工匠，他们善于制作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他们的国家盛产小麦，酿酒很流行，有丰富的金、银和丝绸，总而言之，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很丰富。”

查理五世（左） 忽必烈（右）

如果说这位特使只是走马观花，那么，元代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著名的事件，当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了。他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曾觐见过忽必烈，并留在中国，为元朝服务了17年之久。他曾承星履草，踏遍大江南北。尽管关于马可·波罗史料的真伪，学界尚有诸多争论，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契丹”与“蛮子”，大体上是元代中国社会的写照，则得到多数历史学家的肯定。

马可·波罗十分留意中国的丝绸。他写到了丝绸的贸易：“马拉巴是大印度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来自蛮子省（指南宋的城市）的船载着铜作为压船的重物。此外，还装运金线织成的锦缎、丝、薄绸、金银块和马拉巴所不产的许多种药材，他们用这些货物换取此处的商品。”他亲眼目睹，杭州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宗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绸缎衣服”。

马可波罗

对中国丝绸的喜爱，驱使欧洲人疯狂地采购，教会也大量采用丝绸装饰祭坛、主教冠、旗帜和服装。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在位时，正是中国的元朝末年至正年间（1341～1369年），在法国大教堂的珍宝清单中，就有两种来自中国的丝绸，一种叫“camocato”，另一种叫“canzo”。在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块中国的织花锦缎残片，约19厘米×14厘米，便是19世纪在一间教堂的仓库里发现的，虽是残膏剩馥，然亦可让后人一亲元代丝绸的香泽。

元朝皇帝把石棉布和丝绸赠送给罗马教廷。教廷用石棉布来保存耶稣的裹尸布，而教宗伯努瓦十四世去世后，则在遗体上覆盖着一幅中国丝绸。试想要多么珍视这些美丽的物品，才会不在乎它们来自东方非基督教国家，而用在基督教中如此神圣的场合？

马可·波罗不是什么哲人，他是用商人的目光观察中国，对那些具有商业价值的物品最为敏感。他还特别提到了：“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这似乎带有预言性质，继丝绸、瓷器、漆器等工艺之后，中国的建筑、绘画与雕刻，终于像一抹光，穿透云山雾海的阻隔，照进了大洋彼岸，为欧洲经久不衰的“中国想象”，提供了新的素材。

马可波罗

所看到的中国民间生活

然而，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中国事物，不少人以为他只是一个喜欢吹牛的家伙，甚至怀疑五倍子到底有没有去过中国。在马可波罗临终时，一些朋友劝他收回以前讲过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马可·波罗却平静地回答：“我见过的东西，还没有说出一半呢。”

对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去过中国的疑问与争论，一直没有消失。20世纪60 年代德国蒙古史专家傅海波 、70 年代美国的海格尔、80 年代英国的克鲁纳斯都曾提出疑问：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把这些疑问集中起来讨论，于1995 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引起巨大轰动，一版再版。肯定与否定的双方，都提出了很多不同证据，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有人说：“马可波罗用20 年的时间了解东方，而欧洲人用了200 年的时间了解马可波罗。”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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