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读书笔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一句话说出了千古以来为政者的一个最基本要求，坚守正道。一切规则都是统治者定下的，若是统治者再不遵守，国家如何会好得了？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对为官者的要求是十分严格，正人先正己，只要身居高位的人能够正己，那么手下的大臣和百姓，自然会归于正道。就像孔子还说过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可是，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古代王朝的帝王们又有几个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呢？所以只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用不着杀戮，只要统治者做好自己，老百姓就会跟着行善。因为在位者的品德好比是风，下面的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一会定跟着倒的。上行下效，确实如此。当然，完全不用惩罚也是不行的。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不求闻达于诸侯”，那到底什么是“闻达”呢，孔子是这样说的。所谓达，就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诸侯的国家和大夫的封地里事事通达了。至于闻，只是外表上似乎爱好仁德，在实际行动上却不如此，可他自己还以仁人自居而不疑惑。这样的人，无论在诸侯的国家还是在大夫的封地里做官，都一定会想办法骗取名声。

可见，孔子心目中的“达”是要求一个人必须从内心深处具备仁、义、礼的德性，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追求虚名。一个“达”人是具备了儒家道德规范的人，所以孔子才会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闻”，正是孔子所厌恶的沽名钓誉者。

在任何时期，总是“闻”者多而“达”者少。

攀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让他位在邪恶的人之上，就能够使邪恶的人正直。

让正直的人处于上位，这是很理想的想法，事实上却难以做到。正直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而又缺乏左右逢源的手段，是很难处于高位的。比如海瑞这样的人，在官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如果正直的人处于高位了，真像孔子说的，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吗？我看未必，震慑作用或许会有，但要说可以改变一个坏人的性情，恐怕还不行。皋陶、伊尹的例子太过久远，已无法辨析，可即便是他们真的使“不仁者远矣”，那也只是使坏人远离，并不是改变。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

对朋友的劝谏，孔子说“不可则止”，对于你的劝告，朋友不听，也就罢了，再说得多了，就是自取其辱了。其实不只是对朋友，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有时候也是这样，说得多未必管用。人的心思一旦固执起来，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去试图改变一个人。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有志趣相投的好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是，在当今社会，“以文会友”却也不易，多的是以酒会友，以财会友，而这样的友，大多也算不得真正的朋友。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正名”。那么，到底什么是“正名”，孔子要“正”什么“名”呢？

皇侃的《义疏》引用郑玄的注解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把“正名”说成规范文字，恐怕有点牵强。

大部分人认为是正名分，正什么名分呢？马融批注说是“正百事之名”，《史记》，还有一些宋朝儒，都认为是正父子之名，也就是正蒯聩和出公辄这对父子之间的名分（当时的卫国，蒯聩和出公辄父子争位）。

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正名”是在纠正当时对于礼制、名分的用词不当的现象。比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的话说：“唯器（礼器）与名（名分）不可以假人。”孔子有过“觚不觚”的感叹，“觚”不像“觚”了，有名无实，也就是“名不正”了。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正名，是在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孔子认为名分是关乎伦理和政治的大问题，所以治国首先要正名。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这些事情，孔子说他不如老农，并批评了樊迟。当然，这里的“小人”，并不是指品质恶劣的坏人，是指没有远大志向的普通平民百姓。

后人依据这一则批评孔子，说他瞧不起农民，瞧不起劳动者。儒家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是有的，像孟子也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但孔子并不是从人格上鄙视下层劳动者的，他也说过“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但他教育学生的目的，是想要他们去治国安民的，并不是要他们去做农夫的。就像他对子夏说的“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君子儒就是立志学大道办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批评樊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是提倡学以致用的，学了很多知识，但不能运用，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可见孔子是反对毫无用处的书呆子的，但后世的儒学教育，却把许多读书人变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哀哉！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对于百姓，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先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再进一步去教育他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啊！“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做领导的最大快乐，大概就在说话没有人敢违抗了吧。说话没有人违抗，这是权势者快乐，也是权势者的悲哀。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孔子告诉他“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两句话说的很简单，却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不仅是搞政治，做什么事情都一样，若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那往往是做不成的。这道理人人都懂，但一到了实际办事的时候，还是恨不得眨眼就见成效，最后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