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武打片——唐山大兄。
这部电影，讲述了曼谷一家制冰厂的华人工人郑潮安，在发现制冰厂名为制冰、实为贩毒的真相后，以功夫勇斗坏人、拯救华人同胞的故事。
这部电影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家国情怀和国术美学，征服华人观众，在海外华人地区票房大卖，其主演也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这位主演，便是日后的传奇巨星：李小龙。
然而，这部划时代的功夫片，却唯独在一个地方受到冷遇——
新加坡。
为何新加坡人，不喜欢“唐山大兄”？其背后，便是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飘摇。
那时的新加坡华人，建立一种畸形的思想钢印：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而唐山，便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代称。
而一手导演新加坡去中华化、给新加坡人打上这一思想钢印的，便是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
这位小国巨人，带领新加坡迈入富国行列，也彻底将新加坡荡出了中华文化圈。
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绝对主宰者，他在国际上常常力挺中国，总让国人心生的 “血浓于水”的好感；与此同时，他又不时宣扬“中国威胁论”，号召东南亚诸国警惕中国，也少不了被国人口诛笔伐。
如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天使和魔鬼同时在他身上——
这句话在中华文化的语境解释中，便是：左右逢源之下是两面三刀，为国掌舵之法便是见风使舵。
或许对李光耀来说，一切正如老祖宗那句俗语：好话坏话不过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个小国，想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能靠紧一方，而是在均势中，按照自身利益进行灵活的选择，而这种“灵活”，某种程度上，便是不被某种原则牵制。
如今，人们习惯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因在李光耀身上。诚然，李光耀对新加坡有不世之功，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更多的，仍是国家对个体的塑造。恰恰是新加坡特殊的地缘位置，对领导人提出了左右逢源的要求，也塑造了这个“双面李光耀”。
让我们放下对李光耀的“偏爱”或“成见”，真正走进这个小国巨人的双面人生。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
其曾祖父李沐文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来到新加坡。算下来，李光耀是李家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三代。他出生时，他的家族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虽然家族成员清一色是华人，但已经完全本地化。从1819年到1912年，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也已经初步完成了从大清臣民到海外华人的转变，新加坡属地认同也与中华文化认同平分秋色，加之，英国文化和马来西亚等本地文化，作为“他者”，也已经融入南洋华人的文化血液中。
李光耀虽为华人，却在心理上，与中国有了距离。作为英属马来亚华人家族的成员，李光耀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而是接受了系统的英文教育。1936年至1942年，李光耀先后在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不过，英文教育随着日军占领新加坡而中断，1942年，李光耀开始学习中文和日文，并且成为首届官方日语考试毕业生。
这一时期，李光耀已经呈现出了他阳奉阴违的双面人生。日据期间，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 1943-1945年间于大日本帝国大本营陆军参谋部报道部工作，但暗地里，他却暗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
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1946年，李光耀在亲友的帮助下筹集学费，并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乘运兵船不列颠号远赴英国留学。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哈罗德·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倾向。一年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而且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这期间，尽管思想上已经呈现出反殖民地倾向，但他还是参加了亲英组织，直至1950年他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时，他仍是亲英组织的一员。
归国后他成为所谓“啤酒精英”，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在这一事件中，他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从而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页。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李光耀顺理成章地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在李光耀最初的政治蓝图中，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合并，是重要一步。究其原因，一则，马来西亚有丰富的资源，且在东南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国家体量；二则，新加坡本身小国寡民，淡水资源尚不能自己，难以孤身立足；三则，李光耀的政治野心，显然不止在新加坡，对他而言，成为东南亚的巨人，才是其政治夙愿。而新加坡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了马来亚方面的疑心。
1963年2月，尚未独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配合马来亚、英国殖民政府发起大规模保安行动（即著名的“冷藏行动”），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对派重量级政客、新闻记者和编辑以及学生，向马来亚纳了投名状。同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新马正式合并。
然而，很快，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分歧严重。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开除，被迫独立。这一年8月9日，李光耀在宣布独立时当众落泪。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的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位期间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并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得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著称，人民生活水平居世界前列。
在外交上，李光耀的观念明了：“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的平衡局面，来维系安全的政策，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专横傲慢的伙伴身上，显然更好。”
不过，直至晚年，李光耀仍心念马来西亚。1996年6月，已经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曾提出重新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建议，但当时的马总理马哈蒂尔认为“时机还未成熟”。其后，李光耀也反复表示：如果马来西亚能够给予华裔和印度裔人民公平的教育机会，新加坡可能考虑重新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马国的成就也可以媲美甚至超越新加坡。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李光耀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
促成新加坡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
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对新加坡的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对新加坡人来说，中国再不是祖国，也不是故国，而只是一个大国。
李光耀去中华化，最诛心的，便是去华语。他用英语取代华语，限制华人乡绅的华语教学，并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切断了华人的语言联系。
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不仅给予了新加坡人与西方的交流红利，且以新加坡式英语将国家符号、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
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地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趣的是，李光耀本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优越论倍加推崇，究竟在他眼中，华人血统是否是优秀血统呢？
1974年，李光耀公开指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也许更有可能成为热力和影响力四射的太阳，而不是月亮。”1975年李光耀认为，在20年到30年之间，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主宰力量。
然而，他又频频宣告：即使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时，中国也无法恢复汉朝时的支配地位；并再三宣扬中国威胁论。
说到底，实用主义是新加坡均势政策的灵魂，平衡和均势，是新加坡的立身之法，也是李光耀为新加坡注入的为政之魂。
斯人已逝，而他留下的争议，却至今，仍在继续。现在，还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