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别名西递、郭源新、落雪等，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原籍福建长乐。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写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现代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也有过“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民国的暨大在上海，建国后在广州重建）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1931年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郑振铎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不断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

1936年10月，郑振铎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

当时日本特务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

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我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您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您的文章和学问，想让您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

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

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 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都德小说《最后一课》里描写的情景啊！他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

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噙满眼泪。

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寒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当局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本文收入本人主编的“榜样是最好的老师”丛书之“气节卷”，济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