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本书最初的出版经历说起。

斯诺被“赤匪”处决了？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终于秘密凯旋。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导：“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的“讣告”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斯诺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为了戳穿谎言，尽快将自己得到的红区真相和长征事迹等及时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伦·斯诺的积极支持协助下，他投入紧张的写作中，并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

作者斯诺

出版过程之坎坷前所未有

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均收入戈兰茨公司《红星照耀中国》，可谓后者的雏形。（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

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其传播之广，翻印之快，可见一斑。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2月10日，胡愈之组织筹划下，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此书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苏维埃中国四巨头（自右至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

（1938年版 插图）

因受到国民党当局查禁，《西行漫记》出版后曾被改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多个版本秘密出版。不少热血青年在读过本书后，像怀揣珍宝一样，将其秘密携带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

此后，延安等地的出版组织将《西行漫记》第四、五两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抽印本”流传十分广泛。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红星照耀中国》各种版本如雨后春笋版面世，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

《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惧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定名为《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故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1949年的两个版本，共同点是均据1937年7月美国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这两个版本均大受欢迎。

建国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左”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因此享有国际盛誉的“红星”在世界各地继续风行畅销，而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有关。

“文革”期间，《西行漫记》遭禁锢。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吴黎平根据《红星照耀中国》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几乎同时，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乐山版《西行漫记》不仅是《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

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版《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

高品质的纪实写作

斯诺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采访期间，他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和强烈的追问意识，加上本身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让《红星照耀中国》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斯诺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叙述框架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而逐步搭建起来的。不论着墨轻重，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饱满自然。在战争年代的大历史背景下，能细致地关切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能够感动万千读者的一个原因。

举一个例子，斯诺不仅关注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他对“小人物”的刻画也很成功。作品中讲述的几段关于“红小鬼”的故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刚到根据地时，斯诺在百家坪交通处用不礼貌的“喂”称呼了两个孩子，结果不被理睬，在李克农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改口称他们为“同志”，得到两位“红小鬼”的原谅。在保安，一位十三四岁的小通讯员特意找到斯诺，他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诺写错而影响到外国同志对红军的印象，因而极为仔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并希望当面得到斯诺（不写错他名字）的保证。

还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怀签署的“路条”才放彭德怀本人通行的少先队员们，在斯诺幽默风趣的叙述里，这些几乎一笔带过的情节让“红小鬼”的形象鲜活而可爱，他们身上有着在当时中国儿童普遍缺少的高度个人自尊，他们愉快乐观、生机勃勃，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给“红色中国”增添了无限的希望与活力。虽然当今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红小鬼”的生活态度与高尚的品格令人敬仰，至今仍值得广大青少年学习借鉴。

此书也对“红色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介绍。书中的第五篇就简明扼要地记叙了长征，这一事件体量巨大，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斯诺通过巧妙的节奏掌控，按照自然顺序，把记叙的重点放在战略转移的原因和长征途中几个重要节点上。他对“强渡大渡河”和“过大草地”两个重要事件加以特写，危机重重的“强渡大渡河”一节作为这一篇的高潮部分；而到“过大草地”一节，斯诺放慢行文节奏，又让读者充分“进入”到那个环境恶劣、物资贫乏、战士们精力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的艰苦情境中。斯诺这种掌握节奏的处理方式也是纪实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写作技巧。

影响

“复社”版《西行漫记》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点还出版了该书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西行漫记》，抱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奔往革命圣地——延安。

由于《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众所周知，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取缔办法”一般分为“暂停发行”、“停止发行”和“查禁”等几种处置手段；而对“复社”版《西行漫记》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严加“查禁”。推而广之，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尽管如此，由于党的有关组织、进步文化人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和手法，不断突破反动书报检查制度的封锁，使《西行漫记》等著作传遍了神州大地。

斯诺和毛泽东

1979年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极受欢迎，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这一全新译本，同时又收入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诺文集》第二卷，扉页恢复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将《西行漫记》改为副题。其发行量在单行本畅销全国后，仍能一次征订印行28500册。这一数字也再次雄辩地证明《西行漫记》具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

《红星照耀中国》诞生之时，曾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中，时至今日，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仍闪烁着勇敢、自信、乐观、奉献的光辉。八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它的活力从未衰减，这正是纪实文学作品的魅力，也是那段非凡的历史的魅力。

本文整理自孙华、张小鼎等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以及《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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