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政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

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枝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歌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突出。

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卿《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从艺术旨趣和风格看，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则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丶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言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

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募，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渟滀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曾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