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永平，新县人

我的普通话一直不好，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我原来以为，我的普通话不好，怪我上学启蒙时，民办老师教的不对，把“花儿”教成“发儿”，后来发现，一些我的同龄人，和我一样的启蒙教育，后天能自我矫正，把“发儿”修正为“花儿”。这样看来，原因还是出在自身。

豫南信阳人学普通话有些困难，尤其光山、新县人，这地方处在南北语音的交叉地域，不仅声母如“n、l”“f、h”不分，韵母也分不清，比如我名字中“永平”两字，我自己都读不好，“平”字读音是“pin”还是“ping”,我感觉不到区别。更可怕的，对一二三四声，也就是什么阴阳上去，直接无感。

看一个人是不是信阳人，让他说两个词语即可分别，“军分区”“电信局”，三个字都说不好。这是对年龄偏大的人而言，80后当然不存在此问题。即便年龄偏大的人，像我这样重症患者，还是罕见的，在郑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口音还是很重，我一开口，人家就说“你不是河南人吧”，我只好点头--“湖北人”，湖北人说话也比我好懂。

我分不清音调，听不出音准，先天五音不全。据说有最新的科学研究，这是一种病，天生对语音、音律失感，大脑里少了一根“弦”。这大概是对的，唱歌对很多人是很简单的事，我是一句也唱不了。

普通话不好，不会唱歌，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幸的是，我上了师范，师范毕业是要当老师的，当老师是需要普通话的。信阳师范有推普小组，成员有老师、学生，随时随地对学生抽检，包括食堂打饭时，不合格扣班级分。这让我的师范生活很是惶恐，每次去食堂打饭都很是紧张，要么早早去，要么晚晚去，还左右观察，看有没有像推普小组的人。食堂打饭，像是做贼。这种回忆，不是很美好。

师范毕业时，是要考普通话的，考不过不给毕业证。我自知自己肯定考不过，就找了我的同学李刚替考，过了。李刚也是新县老乡，他后来发音修正的好，还能参加普通话演讲比赛。这说明，李刚没有先天“五音不全”的毛病。

师范毕业后，我在卡房山区做中学语文教师，普通话不好怎么做语文教师，没关系的，我发现班里一个女生张小翠普通话好，就让她读课文，我讲解课文。

不会普通话的人当语文老师，想着，就是很荒唐的事。

1995年，大河报创刊，通过几波考试，进入报社，先学习电脑打字，打字不用五笔，据说是担心用五笔打字写稿会中断思维，选择了拼音打字法，这对我又是磨难。笨人笨法，我背汉字的拼音，比如我的名字“杨永平”，我背的拼音就是“yangyongping”。南是“nan”，兰是“lan”,那一段，是熬过来的。我不会拼音，我可以背，不影响我打字，写稿。

可是，普通话不好，还是影响工作的。报社晚上7点开编前会，各部门通报今天要刊发的稿件，等我报我所在部门稿件时，值班总编总是让大家安静，我报完稿件了，领导说，你再说一遍。

我所在部门座机响了，同事接了电话，皱着眉头把话筒递给我，说，找你的。我问谁找我，回答是不知道，一个字也没听清楚，肯定是你老家人或你老乡找你。

大河报组织过一次大型采访活动，采访组到我的家乡新县采访红流人员，大概一星期吧，采访组成员回到报社对我说，原来觉得你普通话不好，去了你老家新县，才知道你的普通话算好的，我们采访了一周老红军，就听清楚一个词--“末了呢，末了呢”，琢磨半天，是“然后”的意思。拍的专题片，你翻译配字幕吧，反正我们都听不懂。

这其间，还有一件趣事，我晚上吃酒，晕乎，打车回家，对的哥说，“去花园路”。坐上车，好久不到，感觉不对，没恁远。的哥说就到了，我下车一看--“华山路”。华山路是郑州西郊，花园路在郑州东区，穿过大半个郑州了，我急着说，我去的是“花园路”，的哥说，这不就是“华山路”。

我后来换了一家报社，让我欣慰的是，这家报社还有一个比我普通话更差的，我算倒数第二。没想到，这家伙很快犯了刑事案，抓了，我又成倒数第一了。

我常想，幸亏我没当官，我不会普通话怎么在主席台装模作样地发言。但是，我可以给领导当秘书，我会写讲话稿，生僻字还会注音，比如“滇（dian,音颠）越铁路”我会在“滇”后面加括号注音，以防领导读错。

来源:红薯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