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入大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做中国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1978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像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话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二班就只有我去了。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成为她的“得意学生”之一。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但当时并不会想到，我后来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访学，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这些都是后话了。
黄仕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