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誉本质

三元论，它将商誉本质分为三方面：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账户论（Hendriksen，1982）[1]。 我国对于商誉的定义为：商誉是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并且该利润价值可以进行可靠计量（葛家澍、杜兴强，2009）[2]。商誉本身的特点：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替代性（徐文丽，张敏，2009) [3]。关于商誉有不同角度的探讨：超额盈利的现值观和总计账户论两个观点是从计量角度衡量商誉，超额盈利现值观，认为商誉本质是折现值，来自于预期企业未来超额利润 (Leake，1914)[4]。总计价账户论则认为商誉本质是一个“总计账户”，用来计量企业并购后总体价值账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部分（Canning，1929）[5]。“好感价值论”、“协同效应观”、“超额盈利能力观”等是从商誉内在构成要素的角度界定商誉的观点。在“好感价值论”中，相关利益者比如顾客、员工等对企业的好感是商誉本质中的隐藏因素（杨汝梅，1936)[6]。 协同效应观认为商誉产生于并购后企业共同发展超过单个个体发展效能部分（Miller，1973）[7]。企业产生超过纵向横向相关企业的超额利润能力是超额盈利能力观认为的商誉本质（于长春，2010）[8]。

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商誉初始确认和计量的研究重点关注了自创商誉是否进行确认的问题。自创商誉是企业自身发展积累的非外购方式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商誉部分。对于自创商誉的研究存在多种观点：有的认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本质一致（陶亚文、石春茂， 1998）[9]。有的学者则认为基于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要求，不应确认计量和入账自创商誉（葛家澍，1996）[10]。也有学者认为在自创商誉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它纳入报表范围内，从步骤到阶段到行业逐步进行规范和披露（邓小洋，2003）[11]。国内外对商誉确认后的经济后果有如下研究：企业并购时，企业并购业绩随着合并成本的变高而提升（冯卫东，2014）[12]。有学者选取 1982-1988 年之间确认商誉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与企业股价呈正相关关系，商誉的确认可以反应出公司的资产状况及未来盈利情况(Jennings , 1996)[13]。商誉想要可靠计量必须要净化商誉，计量的商誉应该只有并购协同作用产生及被并购企业自创产生的（杜兴强，2011）[14]。关于计量方法方面，有学者发现采用收益法进行业绩的预测会显著高于实际业绩情况（谢纪刚，2013）[15]。

三、商誉后续计量及信息披露

由摊销法替代为减值测试法是我国现行商誉后续计量准则发生的最显著变化。然而对于这一改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赞成减值测试法的学者认为，通过每年进行减值测试更有利于反映它代表的超额盈利能力的本质，可以不断修正商誉金额，提供出更有时效性和应用性的财务信息（包勇，2009）[16]；有利于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吴虹雁，2014）[17]；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应用解除了因为缺乏一种一致认可的价值评估的可靠办法从而导致的对商誉减值计算的准确性的担心，还提高了企业对未来的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Cheol Lee，2011）[18]。反对者则认为减值测试法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多主观性因素，比如获取公允价值时使用了很多假设性条件（周华、刘俊海、戴德明，2010）[19]；国外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选取了400多个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均实施了 SFAS 第 142 号商誉减值准则，发现商誉减值传递出负面信息，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如果企业正处在盈利的情况时，商誉减值计与企业盈利情况呈负相关关系（Wei XU，2011）[20]。部分学者结合了双方的意见，建议并行摊销法与减值测试（张琴，2007）[21]。有学者进行商誉和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不足的情况，商誉确认金额越大，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空间越大（陆正华等，2010）[22]。关于商誉后续计量信息披露方面，有专家学者认为，商誉减值的相关信息的披露需要更加关注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要在附注中对商誉产生的并购时间，评估结果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等进行补充说明（成燕，2010）[23]。也有学者认为商誉非财务信息中应该包含企业资源信息披露，比如企业品牌、公司文化等超额价值创造过程的相关信息（冯卫东， 2010）[24]。

参考文献

[1] Hendriksen. Accounting Theory[M]. Homewood Illinios :Richard Irwin Inc,1982:25-24.

[2] 葛家澍,杜兴强.财务会计理论:演进、继承与可能的研究问题[J].会计研究,2009(12):14-31.

[3] 徐文丽,张敏.对商誉本质的重新认识[J].上海大学学报,2009(16):39-44.

[4] Leake P D. Goodwill: Its Nature and how to Value it[J]. The Accountant, 1914, 27(3):81-90.

[5] Canning J B. The Economics of Accountanc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ccounting theory[M]. 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29:11-15.

[6] 杨汝梅.无形资产论[M].北京:我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1-6.

[7] Miller M C. Goodwill-an aggregation issu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73, 48(2):280-291.

[8] 于长春.现行商誉会计处理的困惑与思考[J].财务与会计,2010(9):36-38.

[9] 陶亚文,石春茂.对商誉会计研究的若干思考[J].财会月刊,1998(3).12-14.

[10] 葛家澍.当前财务会计的几个问题——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和不确定性[J].会计研究,1996(1):3-8.

[11] 邓小洋.自创商誉的几个基本问题[J].财经研究,2003(01):76-80.

[12] 冯卫东,郑海英.复杂股权结构下合并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3):69-74.

[13] Jennings R, Robinson J, Thompson R B,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goodwill numbers and equity values[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96, 23(4):513-533.

[14] 杜兴强,杜颖洁,周泽将.商誉的内涵及其确认问题探讨[J].会计研究,201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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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包勇.关于商誉超额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A股的实证数据[J]. 财政监督,2009(10):16-19.

[17] 吴虹雁,刘强.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9):53-65.

[18] Cheol Lee. The effect of SFAS 142 on the ability of goodwill to predict future cash flow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11,30(3):236-255.

[19] 周华,刘俊海,戴德明.质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先进性[J].财贸经济,2010(1):68-74.

[20] Wei Xu, Asokan Anandarajana, Anthony Curatolab. The value relevance of goodwill impairment[J]. Research in Accounting Regulation,2011,23(2):145-148.

[21] 张琴,李晓玉.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探讨[J].会计之友,2007(9):78-79.

[22] 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J].财会月刊,2010(3):3-6.

[23] 成燕.新会计准则下商誉减值会计问题探讨[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115-117.

[24] 冯卫东.知识经济下商誉企业并购商誉会计问题研究——基于企业资源观视角[A]. 中国会计学会.商誉会计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会计学会,201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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