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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我的一对好友，是上海土著夫妻，在一起交流时大部分时间是用普通话，而不是用上海话，问他们为什么，说，用普通话可以交流得相对深刻一点，范围广一点。

想想也是，我18岁之后就没怎么住过家乡，如今跟自己同住的妈妈聊天，讲着讲着就变成了普通话，因为感觉很多话，方言不知道怎么说，特别是在交流内心、安慰情绪的时候。话语体系其实是个挺神奇的东西。

前阵子有一些数据发布出来，比如，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历史性实现了“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均有提升。

查了查资料，1997年12月，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那次会议定了一个目标，让普通话在2010年初步普及，21世纪中叶全国普及。

原来普通话普及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啊。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东西，总是不会想很多，其实仔细想想，可以得出不少启发。在漫长的时间里演化的东西，通常也藏着至宝。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口流动、经济互动、文化交流多维度的“互嵌式社会”逐渐形成。

不知道我个人算不算流动人口，大概是的，不在自己的出生地，也不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不知道文化上应该归属于哪里，并没有故乡的感觉，对自己的方言也没有任何依恋。作为从十几岁开始写作的人，一直沉浸在普通话的世界里。

幸好是，在普通话的世界里，有我喜欢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元素。所以我会有一些除了追求物质生活之外的另一个自由而无用的世界，比如最近我会听一些佛教和道教的唱词，对音律和发音很感兴趣，我就会去寻找一下普通话的历史，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巧的是，下周就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每年9月第三周），我们就一起来重新认识普通话。

汉族人真的是挺古老的。古老的族群不停更新着自己的文化本身，几千年不间断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无论人性、民族性中出现过多少背叛、卑微、低下、恶俗，总的来说，在几千年的发展来看，生长性和韧性是无与伦比的。光是语言的更新和传播能力，就很了不起了。

春秋时期，汉民族的共同语叫“雅言”。据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时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自己的鲁国方言。雅的意思，一说是夏，一说是正。大概的含义是从夏朝开始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王畿一带（注：西周时期指镐京及其周围由周王直接统治的直辖区域。东周时期指洛邑及其周围由周王直接统治的直辖区域）的话，算是正统。

“雅言”之后，叫“通语”，通语也叫凡语、凡通语、通名。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动荡到汉王朝建立，“通语”是汉代及以后几个朝代的汉民族共同语，一直沿用到元代。秦始皇统一六国，推出各种统一政策，“书同文”这件事，就让汉语自此有了统一的书面语，而方言就处于半独立状态，从属于书面语。当时以秦晋语、河洛语为标准音。

汉族拥有统一的书面语，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统一文字是小篆，距今已经2242年了。注意！语言本身就一直是政治文化生活的核心产物！标准音是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变化而变化的。

唐代以后，南方逐步发展起来，这时候就需要统一南北方的需求。唐王朝颁布《切韵》为官韵，意在折衷南北，目的在于正音。

宋代也发布《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等，指导发音。大家都知道唐宋时期，是我国文化大发展、文学大繁荣的时代，虽然各地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仍然是有差别的，但那时候汉语表达诗词歌赋达到了最高境界，作诗、写词、弄文都非常重视正音，客观推动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

晚唐五代后古文运动大兴，使汉语走向了通俗活泼的道路。但这些活动还是在士人阶层、读书人群体中流行，还渗透不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也不会迫切要求全民通用语的推行，大家都安土重迁，在一方天地里缓慢生活。

到了元代，全国政治中心北移（相对中原），北京成为首都，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转移，官话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前身。

元朝为了加强统治，规定需要讲“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明代，乐韶凤等人编了《洪武正韵》，规定人们说话、写作要合乎语音规范。这是以国家名义正式规定，并拿出具体依据推广标准语的开始。

金元的杂剧、明清的小说，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创作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都是新型的白话文学作品。这就使得以北京话为代表，北方话为基础的口语，很快辐射了全国，在各地传播。

而官话最早用于官场，是从清朝雍正皇帝开始的，他要求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如上殿陈奏、宣读训谕、审断词讼以及参与公务活动时，必须使用官话，不得仍前习乡音。

官话是朝廷语言，那时候的老百姓便认为官话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官话就逐渐普及，也就是说，元明清，官话至少普及了600多年。

元明以来，白话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北京音的地位不断提高，明清以来人们口头交往的共同语就叫官话。

可见，话语体系这件事，永远是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环。

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去日本考察学校，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绩，回国后就主张推行北京话为标准。

1906年，朱文熊写的《江苏新字母》指的是各省通用的话。“普通话”一词最早也出现在这本书中。

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有语言权和话语权。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民国政府，定都在南京。

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当时的南京官话特征，如有入声等。

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北京话和南京话的结合：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

1913年2月5日，那时候的读音同议会在北京开会，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形成了《国音汇草编》。复合普通话是人工短期内创造的，没有任何历史积淀和影响力，最终就像世界语一样无法推行。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增修《国音字典》，1932年5月7日，当时的教育部宣布“新国音”取代老国音合法地位。

五四运动前后，掀起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前者要求口语统一，后者要求排除文言，以求得书面语的完全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10月教育部和文改会一起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上确定当时文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周恩来同志，在1958年说，“在什么地方推广普通话，我看首先应该在学校里，在儿童和青年中努力推广。”

于是，1956～1966年，被称为普通话推广的黄金十年，福建大田和山西万荣成为典型案例。因为连交通闭塞、方言复杂、村落分散的地方都可以做好，应该没有地方做不好的。

但其实，进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快。1990年才开始出台政策规定在小学普及普通话。

90年代后，人员流动加大，普通话推广加快。1997年12月，前文提到的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2010年全国初步普及，21世纪中叶全国普及的目标。

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基本达成，但难以想象的是，2000年普通话普及率才53.06%。这二十年，就是普通话推广的黄金时代。活的语言在历史中生长、发展、蔓延。

数据显示，上海普通话普及率达到90%，已经高出国家规定的2025年普及目标5个百分点。怪不得我的上海朋友们讲的也都是普通话。

北京话，音素简单，容易学习，轻重音分明，语音具有乐感和色彩，加上同音词分化，词与词之间界限分明，讲起来节奏舒缓，抑扬动听。北方方言，使用人口70%（西南官话也是北方语体系）。

普通话是从北京话里挑出最鲜活、最富表现力、最有分量的词来，然后成为文学语言，从而建起的标准语。另外，它不仅是书面语言、文学语言，还是思想载体，儒释道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生长。

普通话从别的方言里吸收具有生命力的古语词、外来词，也舍弃了北方话中的土俗词，是一门不断生长的语言。它的发展史，也说明如何伴随时代进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新融合的道理。

另外，从另一方面看，保护方言这件事也显得格外迫切了。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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