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岁末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尽管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是岁大疫”，对其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及社会危害并没有任何具体描述，可是那些劫后幸存者回想起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来依然心有余悸。刚刚进号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过后立即颁布《赡给灾民令》，说起“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为此深表哀痛忧虑，因而大力推行诸多措施，以便及时赈济疫区灾民。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写了一篇《说疫气》，虽然现存的仅是收录在宋人所编《太平御览》中的部分片段，但仍从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提供了触目惊心的观察和发人深省的思考。

曹植笔下“疠气流行”时惨绝人寰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无妄之灾的忽然降临，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旋即深陷亲人染疫离世后的悲恸和无助之中，甚至还出现了满门阖族无一孑遗的恐怖场景。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诬枉夸饰，而是对疫情大肆蔓延的如实记录。

可资参证的尚有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的一段沉痛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在短短数年之间，竟然有近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不难推想此时笼罩在新一轮阴影之下的人们，在张皇失措时还要不断承受由惨痛记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在瘟疫所到之处，不同阶层的遭遇其实多有差异。曹植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在死亡线上绝望挣扎的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困顿、衣食无着的底层民众，那些轻裘肥马、钟鸣鼎食的权贵豪门则很少会受到疫病侵袭。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在缺乏有效诊疗手段的情况下，保持人际距离以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以及增加营养摄入以提高个人免疫能力，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当然在灾疫突袭而来时，每个人实际上又是平等的。就在曹氏父子身边，便有不少人相继罹难。两年后，曹植的兄长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伤痛，悲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徐幹、陈琳、应瑒、刘桢这些著名的邺下文士都死于这场瘟疫。曹植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游酬赠，面对昔日友朋在瘟疫中接连逝没，在黯然神伤之际想必也会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

恐惧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瘟疫的一无所知，由此妄加推断揣测，产生种种非理性的行为。曹植在文中就提到，“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以至“愚民悬符厌之”。古人习惯将各种灾祸疾疫归咎于鬼神作祟，希冀能够通过禁咒、符箓等方式驱邪避难。《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类曾著录过“《执不祥劾鬼物》八卷”，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就指出东汉时麹圣卿、寿光侯、费长房等人都擅长“劾鬼物之术”。东汉时道教方术的流传盛行，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太平经·长存符图第一百二十八》大力宣扬“守之积久，天医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寿”，对身处绝境的底层民众无疑极具吸引力。所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才会痛斥，一旦灾疫来临，人们往往“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导致错失救治的良机。

可惜这种错谬观念源远流长，此后居然还一直延续着。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遐览》里提到过《治百病符》十卷、《厌怪符》十卷等，认为借此“可以却鬼辟邪”。葛洪兼擅医术，在其《肘后备急方·救卒中恶死方第一》竟还认为濒临死境是因为“有鬼神于其间，故亦可以符术而获济者”。甚至到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里仍在说：“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在敦煌出土的一些唐代卷子中，还能看到不少用于治疗疾疫的符箓。

曹植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却不以为然，认为悬挂符箓以求厌胜的行为“亦可笑也”，并无任何实际效用。他后来在《辩道论》中对“神仙之书，道家之言”同样嗤之以鼻，判定“其为虚妄，甚矣哉”，还说“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可见曹氏父子在这方面头脑还是极其清醒的。

曹植最终强调 “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将这次瘟疫爆发的原因归结为阴阳失调、节序紊乱，这其实和传统医学注重燮理阴阳、法天顺时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

四百年后隋代巢元方等编撰《诸病源候论》，首次将疫疠列为专题予以深入研讨，同样认为这类病症“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阴阳受病，会同表里，须明识患源，不得妄攻汤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诊断意见显然多有可商之处，但也情有可原而不必求全责备。更值得重视的是曹植通过自己客观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昭示着人们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最应该做的就是：摆脱恐惧，祛除迷信，尊重事实，相信医学。（杨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