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G技术：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联通与华为联合发布的《5G新媒体白皮书》。对于新闻传播业来说，5G意味着新闻传播过程的重新构建。5G加持的沉浸技术将使“场景”成为未来传播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变现范畴，其中家庭、交通车载、个人媒体是5G时代三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未来内容的智能分发不再局限于某一平台，而有可能以个人管家的方式通过个人化的场景适配实现。人与物的关系需要被重新审视，一方面物成为外化于人的自我传播的中介，另一方面人-物新互动将赋予传播“物质性”新内涵，而物-物互联也将会构建新的传播形态。此外，沉浸技术在大规模商用中给用户更强的沉浸感与扩张感，带来了对真实性标准的反思；云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发起了更严峻的挑战；物联网成为现实将对过载状态下人与物的关系带来新的反思。

2、人-技关系：以往的研究关注的是记者编辑与技术的互动，现在学者们愈发重视算法工程师和技术公司在新闻生产领域的显著影响。有学者发现，大部分算法工程师对算法在新闻传播领域引发的伦理问题了解甚少，对伦理问题的威胁性评估偏低且改善倾向整体趋于保守。也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考量算法技术这一新闻传播业中的新客体，认为在对算法进行规训的过程中，媒体是毫无疑问的主角，但这并不仅是一个新闻逻辑战胜技术逻辑的问题，政治逻辑实际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3、乡村媒介：2019年是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年，乡村媒介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新闻传播学界开始探讨数字媒介在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乡村人口的媒介实践效果。

4、农民工群体：我国的农民工人数两年前就已经接近2.9亿，农民工群体在身体和心理上游弋于城市与故乡之间，其媒介使用与社会身份建构具有特殊的相关性。新媒介的使用影响着他们如何认识原生社群与市民阶层或者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如何锚定自我身份，以及在“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城市融入体验，成为2019年一个较新的话题。

5、视频播客：视频博客即VideoBlog，被缩写为“Vlog”。2018年下半年，中国几大平台或公司相继推出了Vlog扶持计划。2019年，各大媒体采用视频博客进行了两会报道。《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制作了550条与两会相关的短视频博客，人民网发起的视频博客征集活动联动了100多个党媒平台和600多家政务机构，覆盖人数1.8亿。于是有学者乐观地提出，视频博客将被视为短视频下半场的焦点，并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对传受双方角色的重塑、以人格化叙事替代播报式新闻，实现对传统新闻业的颠覆。

6、自媒体“洗稿”：2019年“甘柴劣火”事件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对自媒体“洗稿”现象的关注。如何确定并在法规中界定新闻事实的引述与抄袭，成为一项难题。洗稿行为相对于传统的抄袭，更具复杂性，目前司法层面还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

7、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2019年的话题比较集中。有学者指出，传播学框架中的数字劳动是以劳动的“媒介化”和媒介的“劳动化”两条路径渗透到当下社会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探讨传播新科技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嵌入既有社会环境，同时又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以及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8、隐私安全：社交媒体中的隐私安全问题，2019年被给予了更多关注。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所遇到的隐私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网民之间的隐私博弈，二是用户和技术之间的抗争。与此对应的是用户的隐私保护和分享实践也体现出一种矛盾：他们一边诅咒监视者，一边充当着监视者；一边担忧自己的隐私遭到泄露，一边却又在默许让渡属于自己的部分隐私。

9、技术具身：“技术具身”的概念是20世纪80、90年代交替时提出来的，从身体知觉角度讨论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可能会扩展或缩小身体知觉的能力。2018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提出“身体”在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身体与新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为新闻传播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技术具身”意味着技术融入到人的身体经验中，不再被理解为简单的外在工具。2019年“具身性”的研究较为集中。这方面的研究将身体视为一种媒介，强调心智、身体以及环境三者的一体化，而非身-心一元化或身-心的二元对立。

10、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最早出现于欧美的新闻实践，学界的探讨进一步为其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它的出现是为了对抗“冲突性”的新闻报道框架。201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个概念，文章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