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

　　我的老家在奉节县，地处地图上有名的巫山山脉。早些年，由于山高路陡，交通不便，家人以传统的刀耕火种为生，导致家境较为贫寒。生活在这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娃，只有刻苦读书或当兵报国才能跳出“农门”。

　　我上初中的学校，离家有3小时的崎岖山路，只能在校寄宿。每周回家，带足一周的大米、土豆或红薯，在学校的锅炉式蒸汽箱里蒸米饭。每日三餐的菜，单一到就只有一种——从家里带的咸菜炒肉丝或泡菜炒肉丝，拌着热米饭吃。家里能拿出钱的时候，母亲会每周给我一元钱，在学校买些汤喝。

　　穷则生变，穷更有梦。在那个年代的那种条件下，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愿望根植于有志青年的骨髓。我们会在晚自习下课后，自觉地在教室学习到睡觉铃响；会在回到寝室后，和同学一起借楼道洗漱间的灯光，继续学习；会把单词写在手上、卡片上，在回家的山路上多背几个……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地默默积蓄能量，期望有一天能走出大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报纸还是获取新闻的主要媒介。初一下学期，我开始把一周一元的汤钱节省下来，去学校外的邮局买一张邮票、一个信封。然后，悄悄撰写学校的“大新闻”、自己的青春感悟文章，向县城的《夔门报》投稿。在经历了十次左右的石沉大海后，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学校的知名作家老师满是欣喜地给我送来一封被拆开过的《夔门报》报社寄来的信。信里有一份报纸，上面有我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大山里的孩子》。

　　就读的中学是新修建的，我们是第一届学生，我是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学生。在那位拆信封的老师的宣传下，很快，校领导、全校老师和同学都知晓了此事，也让我初次尝到了写作带来的乐趣和荣耀。

　　又过了几个月，那名拆信封的老师帮我从报社领回8元稿费。钱不多，拿在手里却分外沉甸甸。那少年知道，这只是一个梦的开始，要继续写，坚持写，好好写。

　　进入高中后，我偏科比较严重，语文成绩是我最拿得出手的科目了。这得益于分值占比最重的作文。语文老师很是关照我，把自己订阅的《小小说》杂志，第一时间借给我看，偶尔把我的作文作为班级的范文朗读。同时，我加入了校文学社，负责撰写豆腐块状的校园新闻，撰写优秀老师、出众学生的人物通讯，协助出刊文艺气息浓厚的校报。彼时，我跌跌撞撞地与新闻工作打着交道，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去《三峡都市报》奉节站实习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与新闻工作零距离。为了写一篇奉节联合名校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的稿子，18岁的我鼓足勇气，故作老练地去采访县城中学校长、县教委领导等，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最后被编辑砍得只剩千余字。彼时，我感受到记者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职业，是一个肩负着更多社会责任和正义的职业。

　　不要停止耕耘，总有一天，机遇会与你不期而遇。2011年，我考上了忠县公安局的人民警察。在派出所工作一个月后，被调去政治处做宣传报道工作。与重庆法制报、重庆电视台、中新网等各级媒体打交道成为我的日常工作，算得上是以新闻宣传工作为“饭碗”了。如今，我是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兜兜转转又去到政治处，算是与新闻宣传工作“杠”上了。

　　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见证官和记录者，着眼当下，常思将来，不改初心。当有一种力量拍了拍新闻人，他们便奔跑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征途上。当有一种担当拍了拍新闻人，他们便绽放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当有一种使命拍了拍新闻人，他们便演奏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最强音。

　　韶华经年，不负旖旎。清风徐来，次第花开。

　　致敬，时代新闻人！

　　（作者单位：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原载《重庆法制报》